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点亮了中国的民主之光。

该书还曾被翻译为日文出版。苏联行政法学并没有使用行政行为的概念，但类似定位的事物是存在的。

民国时代的行政法著作，有‘南范（范扬）北白（白鹏飞）之说。 注释:[1] 参见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7]当时中国学者普遍对外国行政法了解很少，主要是美浓部达吉的《行政法概要》[应为《行政法撮要》——引者注]和司徒节尼金的《苏维埃行政法》。为了能够有效地沟通，节约研究成本，我们需要自觉地使用已有的概念和方法，置身于整个学科框架和体系脉络中。美浓部达吉指出，行政机关所有之制定法规作用，余辈称之为行政立法。

而作为该书作者之一的应松年在大学期间并没有学过行政法，在接受教授行政法的任务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资料，在古书堆里找到了不少新中国成立前的和苏联的行政法学著作。该书特别强调了监督行政行为规范的重要性。4.利用算法技术进行网络舆论操纵美国学者李普曼认为，公共舆论提供给外部世界的往往是由媒介经过选择加工的符号化现实，是信息生产、传播、消费各环节共同作用，经过公共讨论而形成的拟态环境。

一是信息主体更加广泛。在事前预防环节，考虑到UGC事前审查、内容把关的困难，针对网络平台，应当加快完善责任清单和透明度机制，深入算法、代码等底层技术逻辑，注入以人为本、技术向善的伦理价值。另一方面，监管思路跟不上技术发展。3.社交媒体成为政治博弈工具如今社交媒体已成为社会运动的高效工具。

人类进入真理与权力更加紧密相连的后真相时代，信息越来越成为可以被资本所操纵的商品。但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手机等各种信息终端极大地增强了知识流动、获取的便利性，降低了获取成本。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进一步作出提高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部署。在事中环节，缺少陈述和申辩程序，给暗箱操作留下空间。法治轨道上的言论规制与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协调空间。传统主流媒体影响力式微，社交媒体、新媒体成为互联网信息内容呈现领域的王者。

以互联网上时事热点内容的监管为例，相关信息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传统媒体和政府部门的门户网站、客户端、平台账号在资质许可下发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监管严格，秩序井然。可以采取以属地管理为主的方式，明确属地管理、属地责任以省域为限，在发挥地方积极性、允许各省（市、自治区）基于地方实践探索信息内容治理方式的基础上，考虑设置由国家网信办直管的企业目录，纳入社会影响力强、地域覆盖广、具有舆论属性与社会动员能力等的网站平台。促进现行互联网信息内容规范体系与国家治理相适应，不仅要找到信息技术创新与技术安全间的平衡点，更需要在捍卫公民的表达权利、实现建立在协商参与基础上的公共决策的同时，促进言论表达的理性化，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面对网络空间的杂音，一味删堵封将形成舆情温室，一味灌输观点也可能适得其反。

在宣传工作上，这种阵列式治理队伍带来的是舆论回应的滞后和被动。这种能力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一些涉及民族核心利益的公共事件中，网络社会表现出极大的凝聚力和行动力。

尤其是国际话语传播工作，不仅仍然以陈言老套的观点说教为主，而且新媒体宣传方式欲盖弥彰，以战斗队列的架势，一声令下全员出动，同一时间在同一个平台的不同账号上发几乎同样的信息，忽视传播的科学规律，所以很容易被全部识别和清除。对舆情的拖瞒骗行为，必须严肃处置。

第一，针对平台对互联网信息内容的监管，建立健全双随机、一公开机制，即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及时公开抽查情况和结果。因此，在守好国家安全红线和法律法规底线的前提下，应当尽可能满足社会公众在网络空间获取信息的需求，既要给信息内容创新、文化繁荣发展留有余地，也要能够接受多元声音，焕发社会活力。这种新型的超级权力带来话语失衡和舆论渗透的风险。传统的阵列式治理结构已经难以应对数量庞杂、瞬息万变的信息内容，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机制需要更加扁平化和灵活化，加快形成抓住中心、共同发力、上下联动、令行禁止的蜂窝式治理结构。1.信息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变革的表现新媒体技术凭借其互动性、便捷性和即时性，使互联网信息内容实现从以专业生产（PGC）为主到以用户生产（UGC）为主的巨大转变。如何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成为新时代的一项紧迫课题。

同时，言论表达的内容规制与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也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以情感联结为出发点、以流量至上为运作逻辑、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成员的严密结社，往往只问立场，不问是非，极易转化为精神控制或资本工具。

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如果忽视技术发展，则只能治标不治本。部分社会新话语凝结交叠而成的网络杂音，潜藏着社会风险因素。

（一）信息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新变革由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所引领的信息革命全面颠覆了人类社会原有的信息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 摘要：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信息内容实现了从以专业生产为主到以用户生产或混合生产为主的巨大转变，内容泛在化和全球一体化正成为信息传播的显著特征。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规范体系，但治理理念、内容、措施、结构、主体等方面仍存在不适应之处。首先，应对西方价值观侵扰的挑战，建立内容治理的特种部队，利用互联网新媒体打好文化战、舆论战，实现文化宣传。法治并非僵硬的规则，而是动态演化的体系。（四）治理结构：阵列式的治理队伍网络信息内容治理工作涉及网信、公安、广电、文旅等多部门。

在事后救济上，一方面，执法部门众多，但因程序不透明，行政相对人难以知晓执法主体，无法确定责任人。实践中，网信执法部门频繁使用的下架整改、暂停注册、暂停更新等，有的并不属于有法律明确授权、明文规定的行政执法措施，法定化色彩较弱。

2019年的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发生后，新西兰和法国推动多国政府、在线服务提供商和民间组织共同签署了《克赖斯特彻奇倡议》（Christchurch Call），承诺与民间社会共同行动，消除网络暴恐内容。对互联网信息内容进行正确引导与监管，要在正确认识互联网信息内容生产和传播规律的前提下，立足实践问题，拓宽全球视野，实现政治安全、社会稳定与民主参与、技术创新间的平衡，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从而构建出一套让技术团结人民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中国方案。

此外，网络信息内容监管的重要目的是在弘扬文明的同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大安全格局，但盲目的删、堵、封反而会间接导致很多并不文明的新词产生，对精神文明乃至中华文化都造成极大摧残。强行政化的信息内容监管在短期内或许有效，但长期将导致应急式管理与常规执法双轨并行的问题突出，造成事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同案不同判、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大量存在。

而平台的逐利性使其难以主动成为表达自由的保护者，有时甚至还会成为表达自由的重要威胁。分类方式的教条化也导致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极易停留在表层。平台凭借技术、信息等资源优势对网络空间其他主体享有的权利产生重要影响，具有单方面影响和改变其意志和行为的能力，权力的传统样态正被打破。在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下，治理目标任务越发清晰，立法体系基本形成，行政执法深入推进，行业自律意识不断提升。

互联网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是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关系到政府、市场和公众之间的互动和信任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规范体系，但治理工作尚存薄弱环节，治理提质增效仍待推进，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中国方案仍待完善。三是扩散渠道更加多元，传播业态日益丰富。

而音视频信息则几乎消除了信息接受的知识壁垒，哪怕是不识字的人也能够受其影响。一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三）治理措施：小马拉大车不符合法治原则与西方国家对行业自律的倡导相比，中国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更依靠政府的强力监管。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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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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